2006年8月11日，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科贸电子商城北侧的路边，23岁的退伍军人崔英杰摆好了他借钱买来的三轮车，炉子上的油锅已经烧热，烤肠的香味开始在空气中弥漫。
这是他重操旧业的第二天。
此前，他的摊位已经被城管查抄过三次，第一次跑得快没什么损失，第二次手机、钱包连同三轮车一起没了，刚发的工资也没了，他自己也说不清是被城管收走的还是争执中被小偷偷走的。可父亲从河北老家打来电话说要去北京看看儿子的生意，崔英杰只好再次找同事借了一千块钱，又买了炉子和香肠，带着一个从老家来的亲戚家女孩重新出摊了。
他不知道，这一天将是海淀城管大队为期三天联合整治行动的最后一天。
下午四点多，城管队员出现在科贸大厦附近，封堵了他的去路。当时的场面被城管队员偶然拍下的录像记录下来：十几个城管人员围绕在崔英杰周围，他右手紧攥着切烤肠用的尖刀，左手死死拽住三轮车不放，口气却很软弱——“把车给我留下，其他你们拿走。”
城管让他放下刀，争执的最后，崔英杰单膝跪地，仍然不肯松手。
哀求没有打动城管。
副队长李志强带头翻倒了三轮车，队员们把三轮车抬上了执法卡车。
那是一辆很新的车，花了崔英杰借来的几百块钱。

三轮车被抬上卡车的那一刻，崔英杰“非常心痛”。他已经跑离了现场，但看到过有卖哈密瓜的小贩在最后关头要回了车，他又冲了回来。
就在人群纷乱之际，崔英杰与李志强擦肩而过，两人的手碰了一下。
崔英杰以为李志强要抓他——他后来说自己当时“以为他们是收保护费的”，“害怕被抓”——随手一刀挥了出去。
那把刀是切烤肠用的，刀身长约十厘米，这一刀刺入了李志强的颈部，伤及右侧头臂静脉。
当晚六点，37岁的李志强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抢救无效死亡，成为北京市城管部门成立八年来因公牺牲的第一人。
崔英杰逃亡了十一个小时后在天津被警方抓获。

这便是案发的大致经过。
但理解这场悲剧，不能只从那几十秒的冲突说起，需要回到两个当事人的人生轨迹中去看。
崔英杰1983年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平阳镇各老村。母亲患有心脏病，在附近的小煤窑帮人挖煤贴补家用；父亲患有高血压，农闲时给人做短工，收入极其可怜。
初中毕业后崔英杰主动辍学，后来去当了兵，在济南军区某电子干扰部队服役，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并获嘉奖一次，2003年他以优秀士兵的身份光荣退伍，回到了家乡。
然而退伍后等待他的不是安置工作，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碰壁。无奈之下，他来到北京当保安，每月五百块钱的工资管吃管住，却很难干长久。
2006年4月，他进入中关村一家餐饮娱乐城当保安，上班时间是凌晨两点到早上十点，下班后他还另找了一份送外卖的活。
可单位发不出工资，到8月只发了一千八百块钱，交了房租、还了债，几乎身无分文，于是他想到了摆摊卖烤肠——这是他当时能抓住的唯一出路。

李志强则完全是另一条人生轨迹。
他1969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是信息产业部干部，母亲是高级会计师。
他性格内向温和，邻居们都不理解这么文静的人怎么会去当城管。
他父母曾多次劝儿子转行，因为城管工作不被理解又有危险，但李志强说既然干了就要干好，不准备再换工作。

一个是为谋生挣扎的退伍兵，一个是尽职尽责的城管干部。
两个人都不坏。
庭审的焦点，是崔英杰的行为究竟构成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这直接关乎生死。
崔英杰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地说：“我没文化，不懂技术，来北京只想靠双手谋生，我不是十恶不赦，我对他的家人充满歉意。”
庭审中，夏霖律师那段广为流传的辩护词，成了刺破舆论迷雾的利刃，也成了这场悲剧最尖锐的叩问：“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以法律的名义，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否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冷静、更忍耐？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这段话没有引用法条，也没有纠缠于证据细节，而是站在人性的高度提醒法庭和所有在场的人：站在被告席上的这个年轻人，并不是天生罪犯，而是一个在生活重压下崩溃的普通人，那把刺出去的刀，固然夺走了一条生命，但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将崔英杰逼到绝境的，是一种他无力挣脱的生存困境。
这段辩护词，最终救下了崔英杰。
四个月后的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崔英杰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个案子，最核心的悲剧在于：两个本性良善的人，被困在了一个缺乏温度的制度里，最终一个倒在血泊中，一个站在了被告席上。
值得欣慰的是，这个案子确实推动了一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