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代号"608"的地下党，因唯一的交通员病逝，和党组织失联，这时，他想起了交通员生前的交代："我若出事，你可以看报纸！"

王敬贤盯着那份《平民日报》，一个字一个字地扫。他知道这份报纸的副刊编辑李炳泉是自己人，但暗号藏在哪里，他也只能靠猜。

1月15日，他终于在副刊角落找到一则广告，"望海楼"、"抵平"，这是接头信号，地点在前门外小江胡同的阳平会馆。

但王敬贤手里攥着的，不只是自己的命。

1949年1月，北平城内外局势已经走到了最后关头。王敬贤从保密局内部掌握了两份重要情报：傅作义准备在1月20日前秘密处决草岚子胡同监狱里关押的80多名政治犯，另有军统北平站正谋划暗杀何思源、梁思成等一批主和的社会名流。

这些人一旦出事，北平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就要大打折扣。

王敬贤不知道的是，此时北平城外已经是另一番紧张。1948年11月，平津战役全面展开，解放军将北平团团围住。傅作义手握25万大军，表面强硬，内心却已在动摇。

而让他动摇的，不只是战场上的压力，还有一个他每天都能在中南海寓所里看见的人，他自己的长女，傅冬菊。

傅冬菊1947年11月在天津秘密入党，当时是《大公报》的记者。

平津战役打响后，受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安排，傅冬菊以女儿身份住进了父亲的住所，每隔两天就把傅作义的情绪和动向汇报给地下党员崔月犁，再由崔月犁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前线。

有一次傅冬菊直接向父亲转达了中共希望和平解放北平的意图，傅作义沉默良久，问："是毛泽东的意思还是聂荣臻的意思？"

傅冬菊请示后回答："是毛泽东的意思。"

傅作义的态度才开始松动。

傅作义在动摇，但谈判桌上的拉锯仍在继续。从1948年12月15日开始，双方已经进行了两轮谈判。第一次，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出城，与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接触，双方条件差距太大，没有结果。

就在谈判僵着的时候，12月22日，解放军对新保安发动强攻，一天之内全歼傅作义的嫡系主力第35军，军长郭景云当场自杀。两天后，张家口守军也在突围中被歼灭。

傅作义在地图前呆站了很久，没说话。

第二轮谈判在1949年1月6日重启，傅作义派少将周北峰出城，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人正式会谈，草签了《谈判纪要》，但傅作义依然没有最后下定决心，城内还在抢修东单和天坛两处临时机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何思源被炸了。

1月17日深夜，军统特务段云鹏将定时炸弹安放在何思源位于锡拉胡同19号的住宅。何思源曾任北平市长，因支持李宗仁参选副总统触怒蒋介石，1948年6月被免职后，转而积极奔走于北平和平解放的斡旋之间。

此番他刚从南京秘密飞回北平，就成了军统的暗杀目标。

爆炸发生在1月18日凌晨，何思源二女儿何鲁美当场遇难，何思源本人左臂受伤，妻子和其他子女也有伤亡。

消息传出，北平各界震动。但更让人意外的是何思源事后的态度，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带人到医院探望，问他还能不能参加和谈。何思源右手还缠着绷带，回答只有一句："抬着我也要出城去。"

1月19日，何思源用一条白布把右臂挂在颈上，由中共地下党张实等人陪同，在西直门与其他代表会合，坐公共汽车出城。

车上挂着两面白旗，写的是"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和谈代表"。守城的国民党军警看着这辆车驶出，没有人拦。

第三轮谈判在1月14日正式展开，地点在通县五里桥村张家大院。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刚坐下，聂荣臻就告知：解放军已于同日对天津发起总攻。

1月15日，天津守军13万人经过29小时激战全军覆没。北平彻底成了一座孤城。

16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19日，正文增补为22条，王克俊与苏静分别代表双方签字，规定1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

而在城内，王敬贤也终于在辗转周折之后与组织接上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