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权威性在于司马光对史料的严苛剪裁。他采信《云别传》中的汉水之战，是因为其“空营计”在军事逻辑上能与汉中争夺战的整体走向自洽。
相比之下，《三国志》确有其局限。陈寿身为晋臣，在处理魏蜀接替时面临政治高压，加之蜀汉不设史官，史料本就稀缺。但这并非简单的“跪舔”，更多是史家在政治夹缝中的无奈取舍。裴松之的注引恰恰说明了，真相往往藏在多方史料的对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