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名无辜青年蒙冤入狱，被关押了21年后才无罪释放，令人惊讶的是，5人全部拒绝了国家高额赔偿，他们只有一个要求。他们不要一分钱，只求把当年那些办案的人抓起来，依法审判。
 
1996年深夜，安徽涡阳县大周庄南张村的宁静被一阵惨烈的呼救声打破，村民周继鼎一家五口遭歹徒持刀袭击，女儿当场身亡，其余四人重伤，这起恶性命案让全村陷入恐慌，也给当地警方带来巨大压力。
 
彼时刑侦条件有限，案发现场未留下清晰指纹、血迹等关键物证，也无直接目击证人，侦查工作陷入僵局，而同村二十岁左右的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五名本分青年，竟被警方仅凭模糊线索和主观推断列为重点嫌疑人。
 
这五人彼时正值人生最好的年华，有的刚成家立业，孩子尚在襁褓，有的还未成婚，对未来满是憧憬，却不曾想一场无妄之灾悄然降临。
 
1997年，五人先后被警方带走，审讯期间遭遇了非人的对待——新组建的专案组对他们展开不分昼夜的轮番突审，最长时长可达三天三夜，通过体罚、胁迫等非法手段，逼迫他们承认罪行。
 
他们之中，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背上布满一道道伤痕，有人被长时间审讯折磨得身心俱疲、意识模糊，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与恐惧之下，他们被迫在事先拟好的供述上签字，承认了根本没有犯下的杀人罪行。
 
而这些非法获取的供述，竟成了后续定罪的核心依据——所谓的作案凶器、血衣，送检后均未检测出被害人血迹，证人证言也前后矛盾、漏洞百出。
 
1998年案件一审开庭，五名青年当庭翻供，哭诉自己被冤枉的遭遇，多位证人也出庭证实此前证言是被迫作出，辩护律师更是据理力争，指出案件证据严重不足，一审合议庭最初也一致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依法宣告五人无罪。
 
可就在判决即将作出时，被害人父亲周继鼎因无法接受可能的无罪结果，在法院办公室喝下农药自杀，这一变故彻底改变了案件走向，在无任何新证据补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作出颠覆性判决，认定五人犯故意杀人罪，其中周继坤、周家华被判死刑，周在春无期徒刑，周正国、周在化有期徒刑15年。
 
五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件历经二审、重审，2000年安徽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改判周继坤、周家华死缓，其余三人刑期维持不变。冰冷的判决书让五个家庭彻底陷入绝望，父母妻儿四处奔走申诉，屡屡碰壁，而五名青年则被送往监狱，开始了漫长而黑暗的牢狱生涯。
 
监狱里的日子暗无天日，他们顶着“杀人犯”的污名，受尽冷眼歧视，错过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光，周继坤在监狱里待了整整21年，从意气风发的青年熬成两鬓斑白的中年人，有人没能陪伴父母终老，有人看着家庭支离破碎，甚至有父母带着遗憾离世，至死都没等到孩子洗清冤屈。
 
即便身处绝境，五人也从未放弃申诉，坚信正义终将到来，他们的家人也始终没有停止奔走。一位名叫陶清的女子旁听庭审时发现案件诸多疑点，主动协助收集材料、走访证人、联络律师，即便因此遭打击报复入狱两年，出狱后依旧坚持。
 
最终推动媒体关注，2014年《澎湃新闻》的深度报道揭露了案件核心漏洞，当日安徽高院便宣布启动复查程序。经过三年细致审查，复查组确认五人案发时均有明确不在场证明，原供述和证言均系非法获取。
 
2018年4月11日，安徽省高院公开宣判，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宣告五名被告人无罪，这一刻，他们已在狱中度过7665个日夜，听到“无罪”二字的五人当场痛哭流涕，积压21年的委屈终于得以宣泄。
 
走出监狱时，阳光刺眼，他们早已与社会脱节，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不懂当下的生活方式，二十多年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冰冷的监狱里。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蒙冤入狱人员可申请高额国家赔偿，这笔钱对生活困顿的他们而言，是改善生活的重要保障，但五人却异口同声地拒绝了。
 
他们深知，钱再多，也换不回被浪费的21年青春，换不回逝去的亲人，换不回被玷污的名声，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依法追究当年所有办案人员的责任，让制造冤案的人受到法律严惩。
 
据悉，案件主要负责人王怀忠因徇私枉法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其他涉案办案人员也受到不同程度处分，追责工作仍在推进中。
 
这起被写入最高法报告的安徽“五周杀人案”，见证了我国司法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的进步，五名青年用拒绝赔偿的举动，诠释了对正义的极致追求。他们要的从来不是物质补偿，而是一个迟到的公道，一份能告慰苦难、维护法律尊严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