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一天，老舍被人群殴后，踉踉跄跄地回家。可到了家门口，家人却拒绝开门让他进来，叫他好好反省。无处可去的老舍来到了北京太平湖，老舍在这里坐了一天，可还是想不通，最后跳进了湖里。

1924年，老舍那年25岁，凭着北京缸瓦市教堂主持人宝广林和燕京大学教授易文思的引荐，只身去了英国，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华语讲师。

那不是什么风光的差事，年薪250镑，比一个普通留学生一年的生活费还少，他还得从里面省出钱来寄回北京给母亲。白天教英国学生说中文、读古文，晚上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对着空墙。

孤独是逼出来的。老舍在伦敦拼命读英文小说，读着读着，北京胡同里那些人的面孔就浮了出来。他买了三便士一本的练习簿，把脑子里的东西写了下来，写出来的就是《老张的哲学》。

客居伦敦的许地山来拜访，老舍念给许地山听，许地山觉得好，劝他投稿。

稿子寄到上海，被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自1926年7月起连载六期，老舍这才算是真正踏进了文学这扇门。五年后他回国，带回来的不只是三部长篇，还有一种看人看事的眼力。

二十多年后，这双眼睛看着另一个时代落幕。

1946年3月，老舍和曹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从上海出发赴美讲学。两人走访高校、看百老汇、去好莱坞，按计划是访问一年。当年底曹禺回国，老舍留了下来，原因是《四世同堂》第三部还没写完。

送走曹禺那天，老舍默默帮曹禺整理行李，目送曹禺上车，看着汽车消失在街角，自己转身回了住处。此后的日子是真正的独居。

两间公寓，洋饭吃不惯，没有老朋友，连杯茶都泡不像样。

老舍在给友人的信里坦言，每天三餐不过是当药吞，最难捱的是心情。

那几年他在纽约写完了《四世同堂》，但在大洋彼岸，中国的局势已经天翻地覆。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三十余人联名写信，请老舍回国。

老舍没有立刻动。直到昔日在重庆相识、后来在上海分别的赵清阁转来周恩来的邀请，老舍才最终订了船票。1949年10月13日，老舍从旧金山启程。

回到北京，老舍写出了话剧《龙须沟》，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又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1957年，老舍把一部时间跨度从1898年到1948年的四幕六场新剧交给北京人艺。

曹禺和导演焦菊隐看完之后，认为整部戏里最出彩的就是茶馆那一场。焦菊隐提议干脆把那一场扩写成一部完整的戏，就叫《茶馆》。老舍当场拍板，三个月后剧本交稿。

1958年3月29日，《茶馆》在首都剧场首演，当年演出49场。二十多年后，这部戏走出国门，在西德、法国、瑞士巡演25场，被西方剧评人称为"东方舞台的奇迹"。

老舍大概也没想到，自己写了一辈子别人的命运，最后却困在了自己的戏里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