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老蒋特别对何应钦交代说：酒井隆这个战犯必须处以极刑，让他血债血偿！

这句话背后，压着整整17年的国仇。

1928年，蒋介石率北伐军挺进山东，形势一片大好。时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酒井隆，眼看中国就要完成统一，坐不住了。

酒井隆接连向日本军部发电报，声称山东局势极度混乱、日本侨民生命危在旦夕，请求紧急增兵。军部信了这套说辞，派第6师团五千余人从青岛登陆，开进山东。

日军一到，酒井隆立刻开始布置下一步。4月底，酒井隆催促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火速赶赴济南，福田彦助星夜兼程抵达城外。

5月4日，北伐军在城内依法处决了13名走私鸦片的日本毒贩，酒井隆抓住这个由头，向东京发报，把死亡人数虚报了二十多倍，煽动军部情绪。

当天下午，酒井隆指使日军动用大炮和重机枪轰击城内居民密集区，造成中国军民死伤逾千。

当晚11时，酒井隆又指使数十名日兵冲进国民党山东交涉公署，剪断所有电话线，把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蔡公时及17名公署职员全部捆起来。

蔡公时当场质问，酒井隆的部下回答的方式，是把蔡公时的耳、鼻、舌、眼一一剜去，然后用机枪将18人全部打死。

随后数日，日军在济南城内烧杀劫掠，遇难军民超过六千人，史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这是蒋介石在1928年5月3日日记里写下的原话，此后他坚持每天在日记中写下"雪耻"二字。

这份屈辱，蒋介石一记就是十七年。而酒井隆呢，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而凭着这一系列操作在日军中平步青云。

七年后，酒井隆升任天津驻屯军参谋长。1935年，河北局势紧张，酒井隆再次登场。

酒井隆亲自草拟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把军队全部撤出华北，还替何应钦起草了一份"我们完全接受"的答复，然后找上门去大吵大闹，逼何应钦照单全收。

何应钦不敢接那份答复，改写了一句措辞模糊的话，但实质内容已无力挽回。这就是后来留在历史上的《何梅协定》。

日军不费一枪一弹，把华北的门打开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酒井隆已升至中将，出任第23军司令官，驻扎广州。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酒井隆指挥日军越过深圳河，向香港发起进攻。

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陷落。在正式占领当局接管之前，酒井隆是香港实际上的最高军事长官。

占领期间，暴行随即发生。根据战后法庭档案记录：12月17日至18日，鲤鱼门30名战俘被屠杀；12月18日，摩星岭炮台24名战俘被处决；

12月19日，一支20人的英军医疗队遭到杀害；12月24日至26日，多名护士遭到强奸，三人死亡；另有数十名伤兵俘虏被集体枪杀。这些记录都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员，不是模糊的指控，是清清楚楚的罪证。

日本投降后，酒井隆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乔装混进了一批等待遣返的日本侨民队伍中，却被中国宪兵当场识破，押送南京。

1945年10月，蒋介石亲手圈定了一份"侵华最著者"名单，共12人，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等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在其中，酒井隆列第十位。

能排进这份名单，足以说明蒋介石对酒井隆的憎恨绝非一时冲动。

英方随后将酒井隆占领香港期间的大量罪证移交南京法庭，判决书起草完成后附有五十多份证据档案，内容涵盖战前策动侵略的罪行和战时屠杀平民的罪行两大部分，国民政府后来将这份判决书呈送联合国，作为中国战后司法审判水平的展示，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对此给予了正面评价。

1946年8月27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酒井隆死刑。9月13日，酒井隆被押赴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成为日本将级战犯中在中国被处决的第一人。

枪声响后，在场的数万民众掌声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