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华国锋在中央一次小型会议上突然拍桌子发火，指着当年举报贺龙“叛国通敌“的李仲公怒斥：“他既不是军人也不是政敌，纯粹是个造谣的老骗子！“说着就要严惩此人，周恩来却放下茶杯平静地说：“算了吧，他也活不了几天了。“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主要信源：（光明网——贺龙冤案调查始末）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起关于贺龙元帅的历史旧案被重新提起调查。

这件事的起因，是有人声称贺龙在过去曾写过“求降信”，有向敌人妥协的嫌疑。

但经过仔细核查，发现这所谓的证据，其实是被人伪造出来。

而伪造信件的人，名叫李仲公。

这背后的故事，还得从几十年前说起。

贺龙是咱们熟知的开国元帅，很早就参加革命，为人正直，打仗勇猛。

早在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就曾想拉拢他，派了不少说客，许以高官厚禄。

但贺龙根本不为所动，一心跟着共产党走。

当时蒋介石派去的说客里，就有这个李仲公。

他找到贺龙的一个老部下牵线，和贺龙见了几次面。

饭也吃了，话也聊了，最后李仲公亮出底牌，说蒋委员长如何欣赏贺龙，希望他能过去。

贺龙一听就火了，当场严词拒绝。

因为那时候国共还没完全撕破脸，贺龙虽然生气，但也没把李仲公怎么样，只是把他抓起来，交给了当时的武汉卫戍司令。

本来是要严肃处理的，后来有国民党里偏向进步的人士出面说情，李仲公这才被放。

这事对李仲公来说，可是丢了大人，他心里就恨上了贺龙。

后来全国解放，李仲公看到国民党不行了，就转头找到了新政府，表示要为人民服务。

考虑到当时团结各方面的政策，组织上安排他当了国务院的参事，这是个有荣誉但不算实权的职务。

可李仲公心里不太满足，觉得官小了。

他后来又两次想谋取更重要的职位，一次是想去西南军区，一次是想当贵州省的省长。

这两次，组织上都因为他的历史问题比较复杂，没有同意。

在讨论他是否适合担任贵州省长时，周恩来总理还请了解他的贺龙来一起商量。

贺龙实话实说，讲了自己知道的关于李仲公过去的情况。

李仲公就觉得，肯定是贺龙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才导致自己升官不成。

旧恨加上新怨，他对贺龙的记恨就更深。

等到后来那场运动开始，社会秩序有些混乱，李仲公觉得自己的机会到来。

他看到贺龙受到了冲击，就趁机编造了一个谎言。

他找到专案组的人，说贺龙当年不但没有拒绝蒋介石，反而私下给他写过信，低声下气地求他帮忙牵线，想要向蒋介石投降。

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还声称自己手里就有这两封“求降信”。

专案组当然要他交出证据，李仲公先是推说信被家里人害怕烧掉了，后来被逼得没办法，就干脆自己动手伪造了两封信。

他以为年代久远，笔迹难以核对，可以蒙混过关。

就是这两封伪造的信，在当时成了迫害贺龙元帅的“重磅证据”之一，让贺龙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最终含冤去世。

时间到了1974年，中央决定重新审查贺龙的问题。

在清理材料时，对这两封关键的“求降信”产生了怀疑，下令要彻查真伪。

这个任务交给了华国锋等人负责。

他们拿到那两封信，光看笔迹，因为年代跨度大，贺龙元帅的字体也有变化，一时难以断定。

于是调查人员转变思路，对信纸和墨水进行了科学技术鉴定。

这一查，真相大白。

化验结果显示，制作这两封信的纸张和墨水的成分，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东西。

换句话说，信不可能是30年代写出来。

铁证如山，这完全是李仲公为了报复而精心策划的诬陷。

调查人员非常气愤，认为李仲公伪造证据、诬陷元帅，性质极其恶劣，必须依法严惩。

华国锋将确凿的调查结果和“应予法办”的处理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

大家都以为，这次李仲公肯定逃不过制裁。

可是，周总理看完所有材料，沉思良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就这样吧。”

这话让当时在场的一些同志感到不解。

但周总理有他的考虑。

那时李仲公已经是快90岁的老人了，身体非常差，生活几乎不能自理。

如果把他抓起来判刑，以他那个身体状况，恐怕在狱中也活不了多久。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也考虑到当时复杂的历史局面和维稳的需要，最终没有对他进行刑事追究。

但这绝不代表原谅。

李仲公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只发很少一点生活费，等于是在政治和道德上被彻底否定，在人们的唾弃中度过残生。

对他这种人来说，这种活着但身败名裂的结局，或许比坐牢更难受。

与此同时，贺龙元帅的名誉得到了彻底的恢复。

197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文件，为贺龙平反昭雪，恢复了他一切名誉。

第二年，为他举行了正式的骨灰安放仪式。

当时已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坚持出席了仪式。

他握着贺龙夫人的手，声音颤抖，眼含热泪，反复地说：“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这份迟来的正义，虽然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但总算洗刷了英雄身上的污垢，让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