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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年,张献忠撤离成都前,亲手下令处决了所有妻妾和年幼的儿子,养子孙可望跪地

1646年,张献忠撤离成都前,亲手下令处决了所有妻妾和年幼的儿子,养子孙可望跪地痛哭,张献忠丢下一句话:"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

1646年的夏天,成都城被一种绝望的气氛笼罩,纵横天下十七年的张献忠,正面临人生最艰难的抉择,这位大西国皇帝,刚刚在岷江遭遇了毁灭性的失败,上千艘满载金银的战船,被南明将领杨展用火攻焚毁,数十年积累的财富沉入江底,这就是流传后世的江口沉银。

水路断绝清军压境,张献忠知道成都守不住了,就在撤离前,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胆寒的决定:下令处死所有妻妾和年幼的儿子,史料记载只有四个字,尽杀其妻妾,280多名妃嫔,仅留20人随军,就连尚在襁褓中的幼子也未能幸免。

养子孙可望跪地痛哭,跟随张献忠出生入死多年,他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场面,当时在成都的外国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并记录下来,张献忠看着痛哭的养子,平静地说出了那句载入史册的话: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长期以来张献忠被贴上杀人魔王、屠蜀元凶的标签,清朝官修史书将他描绘成嗜血成性的暴君,但江口沉银的考古发现,正在慢慢颠覆这种单一叙事,从2017年到2023年,六期围堰考古出水7.6万余件文物,包括大西政权金册、西王赏功金银币、蜀世子宝金印等,这些文物中几乎没有寻常百姓的物品,大多是官银、官印和宫廷器物。

这说明张献忠并非单纯的流寇,他建立的大西政权有完整的行政体系和税收制度,所谓屠蜀,更多是清朝为巩固统治刻意抹黑的结果,明末四川人口锐减,是张献忠、清军、南明三方混战,加上瘟疫、饥荒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张献忠的统治确实残暴,但将所有罪责都推到他身上,显然有失公允。

回到1646年那个夏天,张献忠杀妻灭子的行为,看似极端残忍,实则是乱世枭雄的绝境选择,他清楚北上抗清九死一生,若家人落入清军之手,必将成为要挟他的工具,遭受无尽羞辱,作为一代枭雄,他可以死,但不能受辱,更不能让家人成为敌人的筹码。

这种做法,既是保护家人免受凌辱,也是断了自己的后路,表明死战到底的决心,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的遗言,一个被视为反贼的农民领袖,临终前没有考虑个人荣辱,反而叮嘱养子归顺明朝,联合抗清,毋为不义,这暴露了张献忠复杂的人性,他反抗明朝腐朽统治,却在民族大义面前,选择放下私仇,共同对抗外敌,在他心中,华夷之辨远胜于政权之争。

处理完家人张献忠下令烧毁成都城,蜀王宫殿、民房尽数焚毁,千年锦官城化为废墟,他站在城外,看着冲天火光,表情亢奋,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实则是坚壁清野的策略,不给清军留下任何可用之物,此后百年成都老虎出没、野兽横行,清朝被迫将省会迁至阆中,启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

1646年农历九月,张献忠率残部北上,行军途中他再次处决随军女眷,清洗动摇的四川兵,大西政权九百官员,离开成都时剩七百,最后仅存二十五人,这支曾经横扫西南的大军,已成穷途末路。

同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扎营,叛将刘进忠带领清军突袭,一眼认出张献忠,指引清军射箭,一支箭越过太阳溪,射中这位纵横十七年的枭雄,终年四十一岁。

张献忠死后,大西政权迅速瓦解,孙可望、李定国等四位养子,遵照遗言率部南下云贵,归顺南明永历政权,继续抗清,李定国后来成为南明抗清支柱,取得两蹶名王的辉煌战绩,孙可望虽然后来降清,但前期确实践行了张献忠归明抗清的遗志。

三百年过去,岷江依旧流淌,江口沉银重见天日,那些金银财宝,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在默默诉说着一个被误解的枭雄,张献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他残暴、嗜杀,给四川带来巨大灾难,但他也有英雄气概、民族气节,在绝境中做出了最清醒的选择。

张献忠的一生,充满矛盾与争议,他是乱世枭雄也是悲剧人物,是杀人如麻的暴徒,也是坚守民族大义的英雄,他的故事正是明末清初那个动荡时代的缩影,人性复杂,善恶交织,每个人都在历史洪流中,做出身不由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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