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周总理逝世两年后，工作人员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几封泛黄的信件。信中，一个年轻人亲切地称呼周恩来为“干爸爸”。人们感到震惊，周总理何时竟有这样一位不为人知的“干儿子”？一段被总理本人刻意隐藏了近四十年的温情往事，由此浮出水面。
 
这事要回到1939年，周恩来以新四军军委副书记身份回浙江绍兴，一是祭祖，二是协调抗战事务，当时国民党专员贺扬灵派了六个兵跟着，明着保护，暗里监视。一举一动都在人眼里。
 
回乡那天，亲戚都来见，有个十六岁的少年叫王戍，是姑表侄儿，他刚读完书，一身血气，见到周恩来就说，表叔，我要跟你走，去打日本，周恩来看着他，年纪太小，个子还没长开，队伍里危险，不能带，他当场婉拒。
 
王戍听完，脸涨红，低着头不说话，半天憋出眼泪，他从小听长辈说表叔干大事，一心想跟着闯，被拒绝，心里难受。
 
周恩来看在眼里。这孩子心诚，又不能带，旁边还有特务盯着，他想了想，拉过王戍，轻声说，你不能跟我走，就做我的干儿子吧，这样，以后我也能知道你的消息。
 
王戍一下抬头，眼睛亮了，旁边父亲也点头同意，这事就定了，当天周恩来拍了张照片，回金华后在背后题字：慕向表侄义儿存念，周恩来，廿八·四·五，慕向是王戍的字，他把照片寄给王戍。
 
认了干亲，不只是形式。周恩来心里记着这个干儿子。当时环境紧，特务多，不能公开来往。通信都用暗语，托秘密交通员转。信里不说工作，只问身体、问学习、问家里好不好。
 
王戍也懂事，知道干爸爸身份特殊，从不对外提，收到信，看完就藏好，有时想写回信，怕给干爸爸惹麻烦，写一半又撕掉，只在夜里拿照片出来看。
 
抗战那几年，两人断断续续通信，周恩来在信里教他读书、做人，说国家难，年轻人要站稳脚跟，多学本事，王戍听话，在家乡一边读书，一边帮家里做事，不惹是非，不向外人露半句。
 
后来局势变，交通断了，信慢慢少了，但两边都没忘，周恩来忙国事，夜里翻文件，偶尔会停一下，想起绍兴那个干儿子，王戍也一样，每逢清明、过年，会朝北方拜一拜，心里念着干爸爸平安。
 
新中国成立，周恩来当总理，王戍已经成家，在浙江当地做普通职员，他想过去北京看看，但又知道干爸爸忙，全国大事压在身上，不能打扰，他把旧信和照片锁进木箱，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
 
周恩来也没忘，只是身份特殊，不能公开认亲，他把干儿子的信压在箱底，一放就是几十年，身边人知道他照顾不少烈士后代，没人知道还有个绍兴的干儿子。
 
日子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王戍在浙江听到消息，当场哭倒，他想进京悼念，又怕身份特殊，给组织添乱，最后只能在家设了个小灵堂，对着北方磕了几个头。
 
直到1978年，遗物整理，那些旧信重见天日，干儿子的事才被人知道，工作人员把信和照片整理好，记录在案，这段藏了亲情才算公开。
 
王戍后来被接到北京，他走进西花厅，摸着周总理用过的桌椅、看过的书，眼泪止不住，他从怀里掏出那张保存四十年的照片，纸已经发脆，字迹还清楚，照片上的人年轻，题字清晰，他对着空椅子，轻轻喊了一声干爸爸。
 
周总理一生，对国家尽忠，对人民尽义，对这个干儿子，没给过官职，没给过钱财，只在乱世里认了个亲，在暗中护着、念着，他把私情压得很低，低到没人知道，直到信被发现，人们才懂，总理的心里，不只有天下，也有这样一段藏了近四十年的父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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