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农民杨大发和妻子吵架，争吵中，妻子突然大喊：“你再说，我把你的黑历史捅出来！人民政府到处捉特务，不信你不怕！”

主要信源：（重庆晨报——刽子手杨进兴逃到川北农村 和老婆吵架露出了马脚）

1955年夏天，四川南充青居乡的一对夫妻吵架，惊动了四邻。

妻子田德俊气头上喊了一句，说要揭发丈夫杨大发的“丑事”，还要把他交给政府，因为“现在到处在抓特务”。

就这一句话，让平时蔫了吧唧的杨大发吓得魂飞魄散，扑上去就捂妻子的嘴。

这个反常的举动，让原本只觉得是家长里短的邻居们心里泛起了嘀咕。

他们想不通，一个本本分分的外来户贫农，怎么一听“特务”、“政府”这些词，就跟被踩了尾巴似的。

正是这份疑惑，让村里人把情况报了上去，最终扯出了一个隐藏了整整6年、手上沾满鲜血的国民党特务，也揭开了一段尘封的血案。

这个自称杨大发的男人，是1949年底带着老婆孩子来到村上。

他说自己是广安人，家里遭了灾，逃难过来。

看他拖家带口可怜，村里人收留了他。

杨大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肯吃苦，话不多，干活卖力。

土改时，他家被划为贫农，分到了田地房屋。

他表现得特别积极，修路出工跑在前头，后来还当上了互助组组长，甚至被评为乡里的“生产模范”。

在大家眼里，杨大发就是个有点沉默、但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谁也没把他往坏处想。

但日子久了，一些细微的古怪之处，就像水底的石头，慢慢露了出来。

他自称是广安人，可说话总带着点改不掉的浙江口音，偶尔冒出几个词，本地人压根听不懂。

村里人问他，他就支吾说小时候在浙江待过，可这跟他自述的逃难经历对不上茬。

而且他走路腰杆挺得笔直，不像常年弯腰种地的人。

他不识字，可村里办扫盲夜校，他学得飞快，没多久就能认好几百字，这脑筋不像个文盲。

还有他下棋，乡里都没几个人是他对手。

最让村里人议论的，是他吃面的习惯。

四川人吃面讲究麻辣鲜香，可他倒好，喜欢往面里撒一大勺白糖。

这种古怪的吃法，当地人闻所未闻，倒像是江浙那边人的口味。

这些零零碎碎的疑点，散落在日常里，起初并没引起大风波。

直到1955年，全国搞人口普查和选民登记，事情才开始起变化。

上面要核实每个人的身份来历，杨大发的“广安人”身份首先就卡了壳。

发函到广安去查，那边回复说，查无此人。

这就像第一块被抽掉的砖头，让杨大发的伪装开始松动。

公安人员介入后，调查转向了他的妻子田德俊。

经了解，田德俊的老家在乐碛，她有个养母还健在。

更关键的是，公安找到了一位曾在田家帮过工的人，这人提供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线索。

田德俊最后嫁的那个男人，不叫杨大发，而叫杨进兴，据说以前在重庆的国民党机关里做过官。

“杨进兴”这个名字，立刻触动了公安人员紧绷的神经。

在重庆公安部门提供的档案和仍在服刑的国民党特务人员的供述中，杨进兴是个令人胆寒的名字。

此人并非等闲之辈，而是原国民党军统特务，曾担任过重庆白公馆看守所的所长，是戴笠的得力打手之一。

据官方审讯记录和战犯交代，杨进兴罪行累累。

他是“11·27”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更是杀害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其幼子杨拯中，以及“小萝卜头”宋振中等革命者的主要凶手之一。

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在重庆解放前夕，如同人间蒸发，原来竟化名潜藏在此。

方向明确后，确认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公安人员设法获取了杨大发的清晰照片，混在其他人的照片中，送到重庆让知情者辨认。

当照片摆在徐远举等昔日同僚面前时，他们几乎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老实农民”正是当年白公馆里那个杀气腾腾的看守所长杨进兴。

与此同时，对杨大发日常行为的监控也证实了他极强的反侦察意识。

他几乎从不与外人深谈过去，夜里睡觉异常惊醒，对涉及历史和政治的话题避之不及。

他家中经济状况也颇为蹊跷。

虽然表面节俭，但田德俊手腕上却戴着一块与贫农身份极不相称的进口手表。

家里偶尔还能吃上些鱼肉，经济来源可疑。

所有的线索，最终都像铁链一样，一环扣一环地锁定了杨大发就是杨进兴。

而他妻子吵架时那句无心的威胁，则成了扯下这条铁链的第一把力气。

1955年6月，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公安人员设计以办理手续为由，将杨进兴诱至区公所。

一声“杨进兴！”的断喝，让他下意识地立正答“到！”。

潜伏六年的伪装在条件反射下瞬间瓦解，当场被捕。

杨进兴被捕后，被押解到重庆。

在确凿的证据和政策的震慑下，他最终放弃了抵赖，对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

1958年5月，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公开审判杨进兴。

面对如山铁证和愤怒的群众，这个昔日的杀人魔王低下了头。

经公审，杨进兴因犯有反革命杀人罪等被依法判处死刑，旋即执行枪决。

一声枪响，为那些惨死在其手中的英魂讨还了血债，也为他罪恶的一生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