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对李德进行了公开审查，周总理当时也在现场，可最终的判定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了。
 
事情要从1939年夏天说起，共产国际一纸电报，要求李德立即返回莫斯科述职，当时，周恩来正好因骑马摔伤，要去苏联接受治疗，两人便同机前往，送行的人很多，李德的妻子李丽莲也追到机场，但因没有签证无法同行，这一别，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李德抵达莫斯科后，审查随即展开，主持会议的是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弗洛林，在场的除了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代表，还有周恩来、任弼时、刘亚楼等熟知中国战场情况的中共负责人。
 
会议开始，李德先做检讨，他不再像遵义会议时那样强辩，语气沉重，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了错，他说自己不了解中国国情，机械照搬苏联经验，导致了军事上的失利，但他也强调，自己的身份只是顾问，没有最终决定权。
 
接下来轮到中方代表发言，刘亚楼的火气最大，他是长征的亲历者，亲眼见过湘江血战的惨状，数万红军战士的牺牲与李德的错误指挥直接相关。
 
他拍着桌子，一条条列举李德的问题：不懂装懂、瞎指挥、作风霸道、不顾实际情况搞阵地战，把红军往绝境里带，在场的其他中国同志也相继发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李德给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
 
周恩来的发言则更为冷静和全面，他没有过多指责个人，而是客观陈述事实，他详细说明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点明了李德那套“正规战”打法如何完全不适合红军的实际，导致中央苏区被迫放弃，他也讲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以及遵义会议如何纠正错误，重新确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军事路线。
 
按常理，面对如此确凿的错误和巨大的损失，李德作为主要责任人之一，至少会被撤销一切职务，给予严厉处分，但经过内部商议，共产国际最终给出的结论只有两句话：李德有错误，但免予处分。
 
这个结果出人意料，给出的理由也很明确：李德只是个顾问，他的建议没有强制约束力，中共是独立的政党，采纳谁的意见、做出什么决定，责任在中共自己，李德的错，主要是不了解中国情况，出了坏主意，但没有最终决策权，因此，主要责任不在他。
 
决定宣布后，李德没有被送进监狱，也没有被流放，共产国际只是不再重用他，安排他去做了出版和翻译工作，后来又让他去管理战俘，这位曾经风光一时的“洋钦差”，从此彻底退出了政治和军事舞台。
 
这场审查的结果看似意外，其实背后有其现实逻辑，一方面，共产国际需要维护自身权威，不能承认自己派出的顾问是路线错误的根源，否则等于否定自己过去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另一方面，把责任界定为“顾问的错误建议”而非“国际的错误指示”，也为中共独立自主解决问题保留了面子，有利于维护当时的团结。
 
这场发生在莫斯科的审查，虽然没有严惩李德个人，但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正式确认了李德在华指挥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它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从此，中国革命彻底摆脱了外来顾问的瞎指挥，真正走上了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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