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央特科红队35人被一夜端掉，内鬼潜伏一年多，27名烈士宁死不屈共赴刑场

龚昌荣第一次听说"红队"这两个字，是1930年秋天在香港。

那时候他刚刚击毙了港英殖民当局的侦缉队长谢安，整个香港当局如临大敌，到处张贴通缉令，派出大批警察和密探挨街搜查。

组织上判断他在香港已无法继续立足，便将他秘密转移至上海，化名"邝惠安"，接任中央特科行动科，也就是外界所称的"红队"的队长一职。

能被选中接这个位置，不是没有原因的。

龚昌荣参加过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担任工人赤卫队敢死队连长。起义失败后，龚昌荣跟随彭湃转入海陆丰地区，在工农红军第四师打游击。

就是在那段日子里，龚昌荣练出了一手教人胆寒的枪法，敌人几次冲锋，每次都被他一个一个地点名击倒，因此在南粤一带威名大震。

后来被调往香港，又在那里连续处决了几名内奸和特务头目。论胆识，论经验，红队里没有比龚昌荣更合适的人选了。

龚昌荣接手这支队伍的时间节点，也颇为微妙。

就在1931年4月，红队原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当天便宣告叛变，将上海数十处地下机关的具体地址、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藏身之处悉数供出。

消息传来时，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恰好外出，在南京潜伏的我党卧底钱壮飞截获了这批绝密密电，连夜派人赶赴上海报信。

周恩来由此指挥上海各地下机关在两天两夜之内完成全部转移，数百名工作人员化险为夷。但这次危机留下的创伤难以在短期内愈合，整个特科的人员布局几乎要推倒重建，凡是被顾顺章认识的人，都必须撤换。

龚昌荣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调来的。顾顺章根本不认识他，这是最大的安全保障。

1931年9月，龚昌荣正式就任。此后三年，红队在龚昌荣手里逐渐恢复元气，单线联络、分组行动、互不知情，每一套规程都被执行得滴水不漏。

那段时间，每隔一段时日，上海街头便会悄无声息地出现一具叛徒的尸首，而行动的人早已消失在弄堂深处。

然而就在这看似铁板一块的外壳下面，裂缝已经悄悄出现了。

国民党中统在数次正面交锋中屡屡落败，转而改变策略，开始渗透红队内部。1934年10月，中统上海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在西藏路北水泥桥附近偶然遇见了一个叫张阿四的人。

张阿四是红队交通网络里的一名联络员，在整个组织里微不足道，是那种走在街上谁也不会多看一眼的人。

苏成德从张阿四口中得知，对方近日被安排到偏僻地方练枪法，无法随意外出，苏成德当即意识到，张阿四极有可能正在被吸收为红队正式队员。

苏成德随即布下暗哨，命令张阿四按兵不动，继续潜伏，等待时机。

张阿四或许只是想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却没想到这条退路会把整张网都拖垮。

几天后，红队队员赵轩骑自行车来找张阿四联络，被中统的暗哨跟踪，从而发现了赵轩的住处。

中统顺藤摸瓜，继续追踪赵轩的上线孟华庭，又沿着孟华庭的活动轨迹，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法租界巨赖达路风翔银楼二楼，那正是龚昌荣的住所。

整张网已经织好了，只等收口。

1934年12月5日，中统上海区下达了缉捕红队的命令。第二天清晨，细雨绵绵。行动股股长陈叔平亲自出马，在大世界娱乐城附近坐镇指挥。

上午九时，龚昌荣撑着一把雨伞走出家门，几名特务扑上来将龚昌荣按住。龚昌荣反应极快，瞬间摆倒了两人，但四面涌来的人太多，终究没能脱身。与此同时，孟华庭、赵轩、陈玉明等骨干也在各自所在的地点被同步控制。

到当天傍晚，三十五名红队成员全部落网。

被关押期间，同期被关押在同一监狱的革命者陈同生后来回忆，龚昌荣和队员们戴着脚镣手铐进来，神情疲倦，但偶尔和狱友对视，眼角带着一丝微笑，"似乎表示并未屈服"。

中统对这批人志在必得。徐恩曾甚至亲自到狱中劝降龚昌荣，提出条件：不必出卖组织，只要加入中统、转做对日情报工作就行。龚昌荣、赵轩、孟华庭、祝金明，一个都没有点头。

刑讯持续了数月，老虎凳、辣椒水、电刑轮番上阵，没有人开口。

1935年4月13日下午，龚昌荣、赵轩、孟华庭、祝金明四人被从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押出，送往江苏第一监狱执行绞刑。那副绞刑架，正是北洋政府处决李大钊时特意进口的。龚昌荣牺牲时年仅三十二岁。

红队就此终结。而龚昌荣留给那个时代的，是一背影走进雨中的记忆，和一颗永远没有被撬开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