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治中因生活困境向傅作义借钱，周恩来主动致歉并亲自批拨6000元救急！
1949年初春，北平的天空灰蒙蒙，城里的巷子却分外安静。大街小巷张贴着刚印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电台里播着磕磕绊绊的谈判消息，谁都知道战事进入最后一幕，胜负已几成定局。
就在前门外的僻静胡同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踱来踱去。他叫张治中，曾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做过学生队代理总队长，抗战时率三十万大军血战淞沪，国民党里把他称作“和平将军”。如今，他以南京政府谈判代表的身份滞留北平，既不肯随飞机南下，也暂时回不了南京。
对这位上将来说，军令状写得再漂亮，日子却过得有些捉襟见肘。南京方面早已断了经费供应，代表团带来的旅费很快用罄。同行的将领各自盘算退路，谁还顾得上拆借？战火尚未停歇，银元却像雪一样化得飞快。

更棘手的是家眷。张治中的妻子与几个孩子仍在南京，那边情势紧迫，随时可能陷入海上逃亡。他给周恩来递了字条：“家中老小，盼有一处安身之所。”字迹依旧遒劲，只是多了几分焦灼。周恩来闻讯后，派人悄悄把张家人从江岸接到北平，连夜换车换路，避开暗哨与探子，一程辗转，才在西直门外见面。
团聚的欣喜掩不住生活的压力。粮票有限，衣食昂贵，张治中不得不写信给旧部傅作义：“弟久滞京师，囊中枯竭，望借二百五十元，以济燃眉。”信封还未干透，傅作义已派勤务兵送来五百元，又附句：“兄长保重，钱不够再言。”这份爽快让张治中既感激又有些难堪。

消息还是传到了中共谈判团。一个傍晚，周恩来在颐年堂小范围碰头，招来财委工作人员：“他缺的不是钱，是安心。不给，也得给；给少了，更叫人心寒。”短短一句话，道尽分寸。第二天清晨，工作人员送去六千元北平流通券和一封亲笔信。信不长，只有几句歉意：“北平初定，接待不周，尚祈包涵。此款聊备家用，待一切尘埃落定，再作妥议。”
“周公真是念旧，”张治中捧着信，长叹，“却让老弟傅将军破费了。”旁边的夫人轻声劝道：“先把日子过下去，别多想。”几句家常，屋里气氛才稍显轻松。

两党的交情并非始于此刻。二十多年前的黄埔，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军事总教官是张治中。一个主课讲革命，一个操枪教战术，课堂下常对坐论天下。西安事变那年冬天，张治中奉命飞赴延安，同周恩来、张学良连夜商议“停内战，一致抗日”，才逼得蒋介石点头。重庆谈判后，张治中又冒险陪毛泽东返延安，一路上防着暗枪冷弹，这些旧事在北平的小屋里被反复回忆。
如此背景，让共产党把他视作可争取对象，也让蒋介石对他心存疑虑。张治中自认对党派有距离，对国家却无旁骛，“中国要和平，我就跟着和平走。”这句话在1949年的北平城，被不少人私下传诵。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忙于改编旧部，张治中则低调安居颐和园附近的院落。有人劝他回南京，从此出海；也有人递话，愿为他在新政权内谋一官半职。他只答一句：“再看。”置身风雨，似在等一个真正能服众的结果。

国民党溃败南逃后，旧将领的经济断档愈发明显。有人典当勋章、贱卖洋毯，也有人暗中求助于昔日对手。张治中接受那六千元后，先置办了些柴米油盐，再给前线的伤兵寄去三百元，剩下的按月细分。生活不敢阔绰，倒也不至于揭不开锅。
1969年4月6日清晨，张治中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治丧委员会的名录里，周恩来的名字排在首位。送别那天，风很大，灵柩覆盖着青天白日旗，也被覆以素白绸缎。有人悄声问：“这是哪一面的将军？”有人答：“是那个始终想让中国少流血的人。”